其四,通过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解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千疮百孔的根源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以巨大的超前性预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十大溃疡”的病灶。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做了准确的预见。如此等等。
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无论这种“场域”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还是那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社会运动而做出的“回应”构成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被这个时代所超越,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26]。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同样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并必然挟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它的边缘位置吸引着德里达,而且由于替代它的那些政治学说淡而无味,所以对德里达的吸引力就更大了。”[27]伊格尔顿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不可超越,德里达之所以“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同时,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及其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又契合了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而其他政治学说或社会理论只是从人类社会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社会归结为这一侧面、这一层次、这种关系,未能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因而总是处在不断地一派否定另一派的过程中,如同走马灯一样。